领导层目前在领导和政策层面最大的挑战是两党都受到老人政治的压制,而大结构性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则需要能适应国际环境、经济结构、和人口构成变化的新一代领导人(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如果2024年大选是新一代政治领袖的竞争,而不是拜登和川普两位老人对决,那将是美国的幸运。每个时代都要有适应其需要的领袖出现。1900年代的西奥多‧罗斯福,1960年代的肯尼迪,1990年代的克林顿,2008年的奥巴马都是40出头成为引领新时代的政治领袖。美国在呼唤新一代领导人,老一代领袖应不计个人得失为下一代让路和铺路。两党内都有不少有眼光和能力的后起之秀,加上第三党和无党派领袖出现的可能性都使人看到领导和政策层的希望。结构层结构层的变化对不同阶层,种族,利益团体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激发了两种对立的极端情绪。一种情绪表现在以沿海大城市高学历,理想主义的白人政治精英和少数族裔中激进领袖结盟推动的“觉醒”(Woke)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运动。另一种情绪的代表是前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使美国再次伟大”(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它反映以美国中部地区教育偏低的白人产业工人和农场主为主体的群体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2021年1月6日的冲击国会事件清楚地显示了美国民主程序的脆弱和漏洞。因此,结构层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改造和完善美国现有民主制度以适应国际环境,经济结构,人口构成三大变化,防止极端政客利用民众的过激情绪引发暴力和社会动乱,保证美国在左右摇摆中和平演进。在改革和完善民主体制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国会和司法部正在调查冲击国会事件并追究参与者的罪责。国会正在立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由总统竞选人杨安泽发起并得到多名资深前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支持参与成立的前进党(Forward Party)已经在各地迅速发展并已经推出竞选人角逐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投票方式的改革在不少地方政府选举中开始实行,如最近阿拉斯加国会议员选举中采用的排名投票(Rank Voting)方式有效地降低了极端政客当选的机率,有利于反映广泛民意的参选人胜出。2020年大选中,包括华裔、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投票率和参选参政人数的大幅度增长也使我们看到了实现多族裔共享民主的希望。文明层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文化融合也因此而成为贯穿美国历史的挑战之一。早期移民中大多是来自英格兰地区的安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 –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当时文化融合的主导方针是对新移民进行同化(assimilation)。20世纪初大量中欧和南欧移民涌入美国,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出现了与WASP文化不同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认同,“同化”演变为“熔化”(Melting Pot)。由于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文化融合仍在西方欧洲文明的框架之内。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美国向界各地有色人种打开大门,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部分移民来自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这些新移民在为美国的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其他地域不同文明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等)。由于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差距较大,“熔化”变为多文化“共存”。因此,如何使多元文化“共存共荣”而不是对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安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反对和贬低是当今美国文明层面对的挑战。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气壮山河地向世界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并拥有造物主赐予的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人权理念是一种“美国精神”,是人类历史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代表了发源于古希腊民主思想的西欧文明以及基督教新教当时的最高水平。美国文明的基因是“美国精神”和为了保护这些权益而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及宪法规定下建立的三权分立民主制度。过去半个多世纪来自亚太地区和南美洲的有色移民与之前的欧洲白人移民一样在“美国精神”的感召下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寻找“美国梦”。他们来此不是要成为白人和在文化上被同化,而是寻求更多的自由,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环境。加入美国籍时每个人都要宣誓忠于代表美国文明理念的美国宪法,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是历史、祖籍国、肤色、或文化认同,而是对美国文明的认同。在文明理念认同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不应造成美国文化的异化,而能产生多元文化共存下美国文化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