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咱们稍微举几个例子大家感受下。

最明显的例子，也就是大公司。 

我早年天天都在纳闷，大公司怎么就把自己变得这么臃肿不堪，人浮于事，写一行代码还要反复评审，对应几十倍工作量的文档工作，而且浪费无处不在。

此外大公司里，还有比项目团队更大的支持团队，各种大小领导多的离谱。我以前一直以为“领导泛滥”这个毛病是国企的，后来发现不仅国企，各种私企外企几乎无一例外呈现出这种症状。如果你们公司没出现这种症状，可能只有一个原因，你们还是小公司，再等等，等到足够大了，这些毛病一个都不会少。

归根结底，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所有的系统，都有走向“高成本，高损耗”的方向。就跟盖一栋楼似的，楼层低的时候想怎么发挥都行，甚至可能整个公司只有一个施工队。

楼越高，考虑的问题越多，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成了最高优先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人跟盖楼没啥关系，施工单位反而成了次要优先级，随便一群人都可以对施工单位指手画脚，直到组织臃肿不堪。

组织在死之前，要拼命想办法给自己弄到更多的资源来对抗成本和消耗，如果资源不足以压制这种消耗，很快就废掉了，大公司轰然倒地。

既然大公司问题这么多，为啥还要存在呢？ 

因为它能做得事，小公司根本做不了，但是公司大了，又紧跟着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官僚化，人浮于事，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最后把公司给拖垮了。

从这个角度看“三百年王朝周期律”，就非常清楚了。

1

 固有矛盾

一开始“王朝”这个系统上线的时候，往往刚经历过战乱，人口也不多，土地资源也足，内部矛盾小。 

管理层内部，大家依靠革命期间的友谊就可以对系统进行指挥，像极了那种创业团队早起的草台班子。也有点像南方的那种家族店，老公是董事长，老婆是总经理兼财务，几个小兄弟去当分店店长，老丈人管保安，小舅子是司机，小姨子去做会计。

但是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随着业务扩大，问题一大堆，首先得解决兄弟们想另立门户的问题，还得解决自己家人在主要位置上抹不开脸的问题，还要选拔干部，干部不好好干活还得给他们打考评，考虑到大家都喜欢好逸恶劳铺张浪费，还得有部门或者团队负责节约成本，大家天天开会不好好开展工作，那就再开个会讨论下怎么减少会议。

国家层面也差不多，随着系统运行，人口开始增多，为了解决各种问题，比如灾难治理，边疆安全，治安环境等等，公务员数量飙升，帝国边疆战事不断，成本逐步增加。

现在最像古代大帝国的就是美国了，军费开支奇高无比，相当于排在它之后八国之和。而且公务员队伍占人口比例也是世界之巅，据美国大使馆自己说，2017年政府公务员高达2232万人，占人口6.78%（中国公务员816万，加上教师医生记者等事业人员还有各种临时工，大概5233万，占人口3.74%）。 

回到明朝，也一样，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路搭桥修黄河，而且桥和路修完了不是说没事了，需要日复一日的维护，还需要在北方和西南维持大兵团防止北元南下，帝国内部又得维持大量官僚和吏胥，比如宋江那种押司，萧何那种看库房的，还有六扇门这样的捕快机构。

而且明朝有个奇怪问题，也就是税收。

我们知道，征税一直都是个大事，对这事理解最深的就是美国人，有句话不是说嘛,世界上最危险的四件事，“在美国偷税漏税，在中国贩毒，在俄罗斯当人质，在韩国当总统”，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这事当成个头等大事来看待，早年日常开着小坦克去征税，到现在美国IRS都是最活跃的执法力量。

明朝恰好相反，明朝的税率一直非常非常低，黄仁宇说农业税大概不到点10%，大家注意下，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低的税率都非常少见，商业税更是不到3%，一年大概300多万两的总额，要知道，跑到南方的南宋小朝廷，商业税竟然高达5000万。

明朝重农抑商，原来就是给农民收重税，不知道农民知道后惊喜不。

整体而言，明朝的农民和美国的黑人差不多，政治上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实际上地位是最低的。

商人们跟WASP似的，说是“士农工商”地位最低，人人可以嘲笑，但他们一个个富得流油，吃香喝辣，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政府，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更奇葩的是，明朝这个税后来越来越少。

这也是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的核心观点，农民出生的朱元璋目睹过元朝官僚把老百姓往死里逼，他担心明朝官僚们折腾老百姓，要求不准加税，他的说法叫“定额税收”。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也就是那个绕不开的老问题，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农民跑去地主那里当佃户去了，或者干脆去养蚕烧瓷了，明朝的时候全世界的丝绸和瓷器基本是明朝生产的，工商业空前繁荣，大量的农民被吸收到手工业里了。

这些农民的土地上报的时候经常说荒废，其实是兼并到地主家去了。地方官也懒得去管，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受益者，比如在松江府，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朝首辅徐阶他们家，谁敢管啊。所有系统到了晚期有的特点，就是所有利益都板结成了一块，基层直接能捅到上层去，就跟《西游记》里的剧情似的，几乎每个妖精背后都有后台。

这也就出现一个奇怪事，明朝建国一百多年，税收不但不上升，反而下降了。

财政却越来越紧张，帝国后期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没钱是万恶之源，逐步演化出来了一大堆社会病，比如扶贫工作不到位，比如边疆士兵军饷亏空，边军大量逃亡，战斗力急剧退化等等。

所以黄仁宇说，“明朝的问题恰恰不是税太多，而是税太少，不是控制得太严密，而是控制得太无力”。 

这话是黄仁宇说的，我才敢放在这里，我自己可不敢说，怕被喷成狗。

不过如果大家有思维能力，而不是简单条件反射，想想这个问题，结论应该跟黄仁宇差不多。 

税收是一个辩证的东西。如果税太重，大家自然不愿意去干活了，但是税太低，又没法搞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比如修路，水利，治安，法院什么的。所以有个“折返点”，现在一般认为30%比较凑合。

世界银行计算过，我国在2018年财政除以GDP，大概是28.74%，美国是31.14%。也就是中美都是30%左右的GDP交了税，大家注意下，这里的“财政”包括了国企，卖地，税收等收入。

另一个问题，说明朝控制得太松，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黄仁宇食古不化。他当然不是了，其实黄仁宇挺“美式”的一个人，他是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大部分时间呆在美国，那些论文都是英文写的，后来翻译成了汉语。

事实上只有到了美国才能理解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对应的是“义务”，美国条条框框多的离谱，比如你不能影响别人，我住过一个小区，不让晾被子，也不解释为啥不让。

此外税你得交吧？如果政府只从那些容易征税的人那里征，容易征税的人往往又都是弱势群体，那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不公平。美国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一视同仁，大家都得好好纳税，不纳税就把你修理到生活不能自理。

2

 张居正一顿折腾

既然钱不够花了，怎么办？

改革呗。 

大家如果在大公司当社畜，就知道我国现在高科技大厂的日常就是成天变来变去，道理也不复杂，我们上文说了，所有系统都在走向衰亡。只有一个办法自救，就是不断自我革命和自我修正，找到新的出路，降低功耗，扩大输入，开源节流。

公司领导们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指望通过不断的变革来让公司一直做个“新公司”，而且通过残酷的“末尾淘汰”防止惰性。

国家也一样，运行到后来财政钱不够用了，没钱就得想办法搞钱嘛。

如果搞定了钱，政府找到了新税源，那就是“xx中兴”，如果没找到，那就完蛋了，百八十年的中等朝代。

大家注意下，不止中国，中外都一样，哪个国家都面临“财政危机”，英帝国那几个最伟大的创新，比如中央银行，国债制度，都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想出来的。

后来英帝国也亡于财政危机，“二战”后英镑不行了，英帝国跟着解体了，现在剩下个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现在连那俩都养活不了了，等将来北爱和苏格兰走了，就剩下小不列颠了。

明朝其实有过好几次改革，思路也差不多，毕竟太祖说了税率不能变，那就找找看土地跑哪去了。朝中大佬们通过直觉也能感觉到，跟朱元璋时代相比，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垦，明朝后期的土地应该多一些才对，现在变少了，肯定出了问题。

所以解决税收难题的核心是重新丈量土地，简化税制，减少官僚和地主们的寻租空间，把窝藏不上报的土地查出来 。

多说一句，一般说东林党不让收商业税，其实这个不全对，东林党真正把持朝政满打满算不超过四年，他们没那么大能量，应该是整个官僚体系都反对，这种得罪大部分人却没有明显收益阶层的操作基本是找死，只能是朱元璋来做，他不做，后续谁也别想做，问题是他正好没想明白这事。

太监们倒支持商业税，因为太监都是贫苦出身（不贫苦谁会积极主动要求自宫啊），开征商业税跟他们没利益关系，他们一眼就看出来那玩意才是治本的办法，不过没啥用，太监的政策形不成国策，他们往往今天得势，明天就被拉出去剐了。

这种情况下，“丈量土地，简化税制”就成了明朝高层的共识，早在1530年就被提了出来，配套体系改革的思路也基本成型，此时明朝已经建国162年，财政问题已经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必须做点啥的地步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改革方案是1530年提出来的，距离张居正全国推行，还有半个世纪。

有了改革思路不代表能够推行，普通官僚没这个能力，动作太大了，阻力也大，利益阶层更是盘根错节，儒家知识分子们肯定会拿出“扰民”这个观点来百般阻挠，官僚们讨厌所有变革，英剧《是，大臣》里对这个有非常好的解释：官僚都是在野党，专门捣乱的。

普通人搞不定这事，就得猛人来操作，明朝前后有好几个猛人在推动一条鞭法。

最早叫张璁（这个奇怪字念“葱”），后来张居正主持改革的操作和他差不多，基本沿用了他的思路。这人跟皇帝关系不错，读过《明朝那些事》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人跟皇帝并肩战斗过，因为士大夫逼着皇帝认爹，皇帝不同意，张璁站出来从法理角度跟大家辩，成绩显著，非常得皇帝信任。

这人能力强，心气足，长期位高权重，而且当了三任首辅，操盘了一大堆改革，其中就有清查土地，不过推行不彻底。

后来海瑞也搞过，大家都知道他和“正国级”领导徐阶搞的非常不愉快，就是因为他跑江南富庶之地去搞土地清查，当地最大的恶霸就是徐阶一家子，海瑞出了名的“头铁”，完全不管不顾当初徐阶多次保护了他，公事公办，把徐阶搞得灰头土脸。

只是海瑞根基太浅，操盘这么大的事，非常容易结怨，他刚动手改革，大佬们弹劾海瑞的奏折跟雪片似的到了京城，海瑞只搞了大半年就被赶到一个闲职上去被迫退休了。不过海瑞出了名的两袖清风，官员们恨死了这个犟老头，也没啥办法。后来张居正就不一样了。

终于到了张居正，老张基本上是皇帝的干爹，明朝那会儿民间小说泛滥，有人说他跟太后有一腿，跟大太监冯宝关系也非同一般，在外朝又是首辅，战事频繁的东北前线和西南前线两个军头，李成梁和戚继光，也都是张居正的小弟。

相当于内廷和外廷都是一把手，谁要是敢反对他，就让手底下小弟上书侮辱那人，宫里的大太监再以皇帝口吻下旨申斥。张居正再站出来装好人求情，最后皇帝说看在老张份上，本来是要把你发配非洲的，现在去海南岛种芒果吧。反复这么几次，朝中没人敢惹老张了。

于是张居正在1581年，也就是“一条鞭法”诞生半个世纪后，借着权倾朝野的势头，下令全国推行，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60来年了。

到这里该说下这个“一条鞭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这玩意并不复杂，首先是简化流程，税收货币化，一般其他书里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个。

这在大公司里的社畜们理解起来非常容易，屁大的事要找十来个领导签字，活也不用干了。在政府里这么复杂的程序还会导致各种腐败。

明朝沿用的是唐朝的“两税法”，这玩意超级复杂，老百姓不仅要交粮食作为税收，还要每年给政府去做各种劳务。粮食和劳务又分成几十种，毕竟全国那么多的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家种小米，他家种麦子，这就涉及小米和麦子之间的汇率，问题是还有海南的芒果和椰子呢，全国有几十种作物，复杂极了。

很多人以为古代不需要算数，其实不是，古代也有非常复杂的统计和换算工作，只是不需要官僚们来搞，由宋江和萧何他们那种“吏”负责，他们不登大雅之堂，史书上不聊他们，所以毛主席才说我国古代史书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家史”。

所以张居正简化了流程，乱七八糟的税负大部分全部用银子了，也就是交钱了。

多说一句，总有人说明清闭关锁国，真是脑子被驴踢了，明清两代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银子跑中国来了，如果中国闭关锁国，这些银子咋进来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史书里不写这玩意，大家就以为没这么个事。

“税收货币化”并不是给老百姓降低赋税的，而是简化流程防止官僚内耗的，中央政府手里握着流动性非常高的白银，行政效率也高了很多，毕竟你手里有几万斤粮食，想去消费也得换成钱嘛。官僚们对这个事不大满意，不过也没啥办法。

张居正的变法第二条就是我们上文说的，要清查土地，其实这个最关键，全国到处丈量，一下土地多出来2.8亿亩，不少地主隐瞒了土地，这次也被迫要交税了。

作为配套体系改革，张居正最清楚，如果政策想长期执行下去，关键是官僚队伍得高效，他给官员们重新制定了KPI考核机制，搞了非常复杂的条条框框，把官僚们拿捏的死死的，这玩意叫“考成法”。

明朝已经惯性运行了两百年，你突然搞这个，就跟去一个早九晚五的大公司突然宣布全公司今后996一样，大家痛苦不堪。

这三条操作基本是一个“伤害递增”操作，大家能忍他，唯一的原因就是惹不起他，于是强忍悲痛，等着他死了再说。

3

 世间已无张居正

没想到张居正很快死了，张居正改革是在1573年，1582年他就死了。死的时候67岁。

这个年龄按理说倒也不大，不过在古代也不算年轻，到底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我们上文说了，明朝小说泛滥，就跟现在的微博似的，天天编段子。

很快传出来说是张居正老当益壮，服用大量春药搞多人运动纵欲过度死了。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还说春药是戚继光送的。后来历史学家通过整理书信，说是当时在治什么病，痔疮还是啥，可能感染后死了，那时候没有抗生素，很容易感染不治身亡。

官员们也开始蠢蠢欲动，毕竟你丈量土地，吃亏的是地主；你搞简化赋税，大家也就忍了，毕竟这事对财政也是立竿见影，而且也断断续续持续半个世纪了。

问题是老张你搞官员干嘛？

搞你大爷的KPI呢？

让官老爷当社畜？

所以他死后没多久，在一些人的带头下，开始对张居正下手。

万历皇帝的态度很重要。他对张居正的感受跟对一个严父差不多，张居正也跟一个父亲似的经常训斥小皇帝，让小皇帝节俭，勤奋，好好学习，做个人，小皇帝不喜欢他，但是也尊敬他，希望自己活成老张那样堂堂正正的人。

等到张居正死了，大家就开始攻击大太监。

我们前文说过，明朝官僚相当于自动驾驶系统，太监相当于微操的方向盘，这两套系统势同水火，每次皇帝一死，官僚们肯定反扑，把先皇的所有小伙伴全送去见先皇。

张居正就是那个先皇，大太监冯宝首先遭到清算，而且这货果然有问题，被查出来是个巨贪，官僚们趁机把火烧到了张居正那里。

接着上文，朝臣们弹劾奏折一拥而上，奏折里说老张平时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生活奢侈，私生活腐败，不仅日常热爱女色，还搞人力房车（据说他的娇子几十个人抬着，里边一室一厅独卫）。反正各种不正经，罄竹难书，有辱斯文，要求皇上主持公道。

这问题就大了，我们前文讲了，海瑞也被围攻过，但是大家只能说他工作能力有问题，没人敢说海瑞生活作风和私德有瑕疵。后来海瑞被赶下台，也只是挂了个闲置养老去了。毕竟能力不够就下台，能力不行又不犯罪，海瑞惹了众怒，也定不了罪。

老张自己问题一大堆，而且确实是不太检点，再加上小皇帝对他失望至极，很快就对张居正进行了抄家。

官僚们担心张居正家属转移资产，迅速包围了宅子，几天下来饿死好几口子。后来抄了半天，没抄出多少钱，于是对张家人严刑拷打，竟然把张居正的大儿子给打死了。最有意思的是太后，这女人跟大玉儿似的，老张被搞的时候她啥话都没说，显然他俩关系也就那样，老张在她眼里也只是个“工具人”。

最终，死了不久的张居正彻底被扳倒了，被批倒批臭踩上了一万只脚，改革三大成就，“税赋货币化”留下了，毕竟没人能说这个政策有啥问题；清查土地退不回去了，也没有理由退回去；“考核官员KPI”这一项被攻击的最狠，被废掉了。

但是我们上文说了，如果没有考核机制，官员惰政，最后啥事都做不成。果然，万历很快就发现张居正死后，官僚系统又变回以前那副模样去了，多出来的那部分税收很快也没了，财政问题继续如影随形。没过多久还多了“党争”这个癌症。

张居正死后60年，明帝国也就完蛋了。

4

 尾声

明朝亡于党争，这是直接原因，党争导致明朝没有一个政策能持之以恒执行下去。明朝后期有几项政策复盘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最后都在内斗中熄火了。明朝的朝廷就跟个沙雕施工队似的，盖的楼都缺个顶，明朝不亡没天理了。

其次是财政，明朝改革之后财政只好转了几年，很快又不行了，财政的崩溃导致边军大范围反水，大家知道“戚家军”吧？这支部队哪去了？

惨极了，这支部队后来因为欠饷问题向朝廷讨饷，最后的三千人被加了个罪名全部诛杀了。

明朝后期基本所有的问题都和钱有关，裁撤公务员里的临时工导致李自成反了，军队发不下去军饷，导致军队变成了乱军到处打劫，秩序进一步混乱，最后乱到不可收拾。

国家层面的财政问题几乎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你们看美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本质也是财政出了大问题，比如美国这两天突然出来这么个牌子，奥斯丁市警察经费消减了，让市民风险自担，也是有生之年系列：

我们前文也讲过，俄罗斯的石油其实在俄罗斯GDP里比重并不高，但是对俄罗斯财政的重要性却是压倒性的，这也是为啥普京豁出去也要修理那些支持过他的寡头。

当然了，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嘲笑下美俄，而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警惕走到那一步。

毕竟明朝的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出现，这玩意比历史周期律还猛，我们只要确保别出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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