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和泪的故事 巫一毛谈父亲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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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溯到1943年10月，巫宁坤自告奋勇，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乘坐着一艘没有武器，没有军舰护航的运兵船，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危险，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后来到美国。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了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当新中国的橄榄枝递给他的时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却因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了回到中国。李政道帮他收拾完行李，还送他上路，临行前，他还问李政道：“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回去？”

多年之后，当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国，巫宁坤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室友，他发现，对方已经成长为顶级国际学者，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1958年，已经从大学教授变成劳改犯人的巫宁坤，被装在卡车上带到了北大荒农场进行劳改。

一到农场，场长就告诫犯人们，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农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着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

巫宁坤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北大荒，寒冷、荒凉、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绝望。他无法相信有人能从这里逃出去。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计划要在15年内“赶美超英”。农场的宣传人员说：“外面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怎么干，才能将功赎罪？”

在过去，不管谁站出来揭发指责，巫宁坤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监狱改造，他竟也觉得宣传人员说的对。

为了“将功赎罪”，他这位从没干过苦力活的教授拼了性命，挑比别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别人快。以至于得到了表扬，被当成了宣传的典型榜样。

但只有巫宁坤知道，他每天都处在垮掉的边缘。除了重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饥饿。

在转到另一个农场之后，伙食更差了，犯人们都饿得浮肿起来。不被饿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里人能够送一些吃的来。有一次，巫宁坤收到妻子送来的几张烙饼，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室友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漂亮的柳体字写着：“教授，我恳请你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一定加倍奉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那漂亮的柳体字，巫宁坤心软了，借给了这位室友一张饼，可没过多久，这位室友还是饿死了，他远在湖南的内人，并没有来给他送食物。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的岁月，才会懂的幸存的可贵，也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1979年，巫宁坤被平反，30年“右派”的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他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去记录自己经历的这30年。

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有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为表现好从下放的地方调了回来，结果他一回来就成为揭发别人最积极的那位。曾经说话斯文有“长者风范”的前辈，一夜之间变了嘴脸，站出来揭发别人时一开口就大喊大叫，犹如泼妇骂街。曾经对知识充满崇拜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逼着老师下跪，把无知当成理想。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被别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段短暂的“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曾经“天真”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当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该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继续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中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说完这番话之后，巫宁坤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为他被批斗，被抓进监狱的罪行之一。但他不后悔说了这样的话，1993年，他将《一滴泪》出版，记录了想要铭记的历史，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这样，他被停发退休金，收回了房子。当时他和妻子正在美国子女的家中居住，学校领导因为这本回忆录“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的房门砸烂，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宛如当年的“抄家”。

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索尔仁尼琴记录了国家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愿天堂里的巫宁坤，获得永远的自由。